黄凤祝I伯尔传九I政治对抗与和平运动
第一哲学
黄凤祝
伯尔传九
政治对抗与和平运动
退出天主教会—
意识形态的真空与理想的丧失
年是中国不平凡的一年,对西方来说,也是转折的一年。西德的知识分子所寄望的政治家勃兰特,于年5月6日因其私人秘书纪翘姆被揭露为东德间谍后辞去总理职位。这是对有理想的左派的一个打击。这时,拜物教与邪教的“异端”就乘虚而入。人们要不是像隐士般地转向内心世界,就是加入那些新兴的邪门教派,或转向物质享乐。极端分子则在绝望的边缘,加强恐怖暴力活动。
年既是西方世界重大转折的开始。在西德被民主独裁政体压制的有理想的青年人,对于改革西德的民主体制感到绝望。极端分子很多转入地下,参与恐怖活动,反对西德的大资本独裁和军火资本主义。西德的“恐怖分子”一红军党团分子都是从事过社会工作的知识分子,对西德社会状况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们反对西德的民主独裁体制,他们要改革民主体制。但是西德社会没有给他们机会,西德的政客容忍不了他们,“迫害”他们,将政治异己分子当作刑事犯来对待,使他们成为绝望的理论家。伯尔在他的文章《迈因霍夫将被赦免或保证其在开审前的人身自由?》中表达了这种印象。他质问政客们,难道说他们想将他们的自由民主基本制度变得比历史上任何一种封建主义更为残酷无情吗?在封建社会中杀人犯、强盗还有自由的立足之地!难道他们想将他们的自由民主基本制度描绘成没有错误的、不可置疑的、像所有教皇那样不会犯错误、神圣不可侵犯吗?
伯尔认为:独裁是来自于每一个人的内心。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内心充满的是任意和主观的意识。他之所以没有为所欲为,只因为他尚未掌握权柄。一切独裁的尝试,都会被外在客观的环境所制止。然而有权柄的独裁者,如希特勒就可残害大众。民主是大众的独裁者,大多数人的独裁政权,利用民主,可压迫少数的人,不管这少数是否正确。以民主形式而得到的政权,如希特勒被选为独裁,也是民主,也是意愿。民主可以确立统治者的合法统治,但是免不了少数的统治者利用大多数人的名义,去压榨人民和欺负弱小的国家。这种情况,从雅典的到现今的民主统治史中,都可以找到很多实例。人们迷信民主政治,迷信美国式的民主统治,并将民主与法治等同,这只是对民主政治无知的一种表现。
独裁者总好排场,特别是喜爱阅兵式,爱好流血。伯尔认为:阅兵既奢侈而且可笑,为了阅兵式,国家要耗巨资,这些花费都从纳税人身上榨取。但为了显示自己,阅兵式对一个统治者—民主的或独裁的一都是必要的。然而更可笑的是,西方人总是喜欢将西欧一罗马式的理性加诸于人,不符合这个理性—我再强调一次西欧一罗马式的理性——的理智,就是非理性的。伯尔认为,这种进口的殖民主义理性,作为世界唯一的理性,是无法满足世界上大多数人的。这种理性将世界的一切都归纳为:权力、财产的拥有和利润的获得。在西方的法权中,财产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一切的法律与警卫机构都是为保护这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而设的。因而人们忘记了,这世界上还有比财产宝贵得多的“人”这种东西。
伯尔对改变西方的民主制,解除南北对抗感到悲观。伯尔说:“如果没有人有耐心地去精确并详细地为人们讲解国民经济上的问题,告诉他们在货币改革时期‘机会均等’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我认为:从心理上很难说服小市民、工人、职员和公务员(包括瞥察在内),使他们放弃现在相对富裕的生活标准。他们已经被两次全面的通货膨胀吓坏了。”南半球的贫苦大众,如果没有吃足资本主义的苦水,是不会轻易放弃崇尚西洋的物质生活的。
第三期的城市游击战争与绑架斯雷尔博士
迈因斯于年5月9日在狱中去世,官方的报道是自杀身亡,因为她受不了狱中绝对隔离的关禁。大多数的左翼知识分子都认为是被谋害。这在西德很多的城市中引起了不安。伯尔当时并没有赞同这一种观点。这个月中乌尔莉克?迈因霍夫也在狱中去世,根据官方的报道也是自杀身亡,很多的左派分子也都认为她是被谋害而身亡。年4月被捕将近五年的巴德尔、恩思林、拉斯佩和其他红军党团分子终于可在法庭上受审。巴德尔、恩思林和拉斯佩被判终身监禁。由此引发了第三期的恐怖活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制度受到空前的考验。4月7日联邦总检察官布巴克被杀。7月30日银行家鄱恩彤被杀。
年9月5日下午,斯雷尔博士坐上他SEL的奔驰轿车,车号K-VN。从科隆南城莱茵河畔的德国企业家雇主总会办公室出发,开向回家的路上。他的家是在科隆城西拉斯多夫街10号。他的司机M,41岁;警方安全人员:警官B,41岁、警察P,20岁和U,24岁。当斯雷尔博士坐上他SEL的奔驰轿车开出时,警车立刻跟上。这时刚好是17点25分。车向西开出。走的是二环路,然后转上三环,由V街转上阿克恩尔街,再下一条街道就到家了。当司机由V街转向阿克恩尔街时,突然得紧急煞车,因为在街道右边有一辆黄色的奔驰车半停在人行道上,车号K-LZ。车的外侧停着一辆蓝色的手推童车。警车来不及煞住,撞在斯雷尔博士坐的奔驰轿车上。这时从左边闪出五个人,奔向斯雷尔博士坐的奔驰轿车,幵枪打死司机和另一辆车上的三个警察。一个大汉将斯雷尔博士拉出轿车。跟着有第二个人帮助他将斯雷尔博士押向F街角。那里停着一辆白色的大众牌面包车,车号K-C。斯雷尔博士被推拉上车后,其他的人立刻跳上车,开足马力向三环路溜去。
年9月5日
17时33分:警方得到报告:“这里有好几个人带着机关枪。好多人死亡和受伤。”
17时35分:警察开到现场。
17时40分:警方得到报告,有一辆白色的大众牌面包车,车号K-C,开向Kz城。
19时47分:警方在科隆W街lb号的地下停车场找到这辆白色的大众牌面包车,车号K-C。
19时55分:警方在W街lb号搜查到一间“密谋住宅”,在6楼的公寓号。
21时40分:绑架者的第一次留言要求放弃搜索行动。
警方在那辆车号K-C的白色大众牌面包车里,找到绑架者的留言:“给联邦政府:停止所有的搜查,否则我们将取消有关释放斯雷尔之条件的谈判,立刻将斯雷尔枪毙。红军党团(RAF)”
年9月6日
15时40分:绑架者的第二次留言
W市大学基督教院长收到要他转达给联帮政府的一封信。这时绑架者来电话通知他转达。
15时52分:绑架者的第一次通谍W市警方立刻派人取信,信中要求:(一)警方放弃搜索行动,要不就将斯雷尔枪毙。(二)释放巴德尔等十位在狱中的“政治犯”,并于9月7日星期三8时将他们送到法兰克福机场,直到12时左右,对他们起飞不可以加以任何限制。在10点正必须有一德国电视台将现场实况播送出来。(三)得给每人10万马克。
15时52分:斯雷尔博士尚活着的第一个信息:
该封信附带了斯雷尔博士的一封信,以表示他好好地活着。
年9月7日:德国政府没有执行绑架者的第一次通谍
17时25分:绑架者的第三次信息。绑架者的信中附带了斯雷尔博士的一封信,并表明有一卷拍摄了斯雷尔博士尚活着的录影带,交给一外国通讯社转达。
年9月9日:德国政府没有执行绑架者的第二次通谍。
07时05分:绑架者的第二次通谍。
10时00分:德国政府没有执行绑架者的第二次通谍。
年10月13日:德航飞机被劫。
14时38分:得知德航由马略卡(Mallorca)到法兰克福的飞机被劫,机上有乘客86人,随机人员5人。
年10月14日:劫机者的最后一次通谍。
01时10分:劫飞机者要求释放巴德尔等十位狱中的“政治犯”,并于10月16日将他们送到越南、也门或索马里。如果没有按照指示办理,将杀害全部机组人员与乘客。斯雷尔博士也将被杀害。
年10月16日:劫机者杀死机长。
15时55分:劫机者在亚丁(Aden)枪杀机长,并让其陈尸机舱。
年10月18日:巴德尔自杀。
00时05分:德国特别部队GSG9在到达索马利首府莫轧地斯胡六个小时后开始行动。在7分钟内他们完成任务,恐怖分子激烈还击,他们三人被枪杀。机组人员与乘客在这次枪战中没有人受伤或死亡。
08时58分:德国新闻社报道红军党团领袖巴德尔和恩斯林这天早上在狱中自杀身亡。
年10月19日:斯雷尔博士去世的第一个信息
16时21分:斯雷尔博士第25次的信息与被杀的第一个通知。这时,在斯图加特的德国新闻社接到一个女士的电话,并告知为“红军党团”的电话,要其将信息转达给大家:被绑架了43天的斯雷尔博士,由于政府没有执行最后通谍而终于被杀,人们可以在法国M市的一辆绿色的奥迪车里找到他的尸体。
科隆的老好人与恐怖分子
年9月5日,企业家雇主总会主席汉斯?马丁?斯雷尔在科隆被绑架,他的四位陪同被谋杀后,右派人士又借这一事件,大肆攻击伯尔和其他的人,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作家格拉斯和基督教神学家戈尔维策。9月9日米夏依?维瑟讷在〈时报〉关于斯雷尔绑架案和在作案现场发抖的目击者的报道上写道:“头都掉了!一警察应该去拜访一下伯尔,他们还若无其事地坐在一起喝咖啡呢。”这里指的他们,暗示左翼的知识分子和红军党团分子,指伯尔与他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快捷画刊》在刊登被杀害的四人的尸体照片上方,也刊出了伯尔个人的照片来。《新鲁尔报》指责伯尔为恐怖分子铺路。
巴德尔-符腾堡州政府为了拯救斯雷尔,州政府请求海因里希?阿伯特、海因里希?伯尔、何木特?顾伟兹和库特?沙夫等人向绑架者呼吁释放斯雷尔。通过新闻通讯社,伯尔等在9月11日发表声明说:“我们向绑架汉斯?马丁?斯雷尔的人呼吁,您们应该清楚,靠继续谋杀是不能实现您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对我们整个国家,还有您们在监狱里的朋友们会带来不可预见的后果。让人性与仁慈有机会战胜您们的意图,放弃这种谋杀式的、用人的生命换取他人生命的交易吧!”
勃兰特为了纠正公众因传媒的攻击与指责而对伯尔造成的偏见,在9月13日会见了海因里希?伯尔,对他表示支持与信任。这次会见被基督社会联盟议员,九十年代以来一直在科尔内阁中担任经济合作部长的卡尔?第特?施斯普朗尔先生严厉地指责,他认为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支持伯尔是不对的,他说:“海因里希?伯尔和何木特?顾伟兹等人不该在恐怖分子绑架了斯雷尔一个星期后向暴力分子乞求和平宁静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像他们这样的做法,是没有什么可学的!人们必须理解,如果没有他们的言论与行动,就不会有恐怖分子的威胁存在。”他认为:伯尔是恐怖主义的源泉。
虽然有勃兰特出面为伯尔洗清冤屈,可是还是有人故意与伯尔为难,年9月27日有一个匿名电话向警方“告密’’,导致伯尔的儿子雷勒的住宅受到警察的搜查。几天以后,伯尔以前住过的房子——在1%9年伯尔就搬离了这住宅,也受到了警方的搜查。
9月30日巴伐利亚州电台把新闻工作者根特?海德莱希对海因里希?伯尔关于时局看法的录音采访突然从节目单上取消了。
君特?格拉斯在10月6日《法兰克福评论报》对他的采访中谈及有关当前“俳谤和迫害”知识分子和教会的人们时说:“我认为一个人,像海因里希?伯尔,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这种时局下没有得到总统的支持是一种侮辱。”
马塞尔?拉尼茨基同样于10月6日在德国电视一台的文化节目《标题,提纲,气质》中谈到,为什么偏偏人们把诽镑活动的矛头指向[……]海因里希?伯尔,大概因为是在过去的十年里没有人像他那样积极地参与社会工作,他给予这个不属于任何国家部门的、独立的、自由作家公职以新的尊严。[……]如果是施普林格出版集团,特别喜爱攻击伯尔,可能是与他的小说《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有关。这部小说使得《图片报》的名誉与尊严扫地,这是不可原谅的事。
10月8日《德国民族报》的大标题是:《请采用基本法剥夺同情者的权利!我们的宪章知道该怎样对付伯尔和他的同志》。
10月25日,维尔茨堡城市剧院撤换了改编成剧本的《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剧院经理解释说,这出剧应该在较安静的气氛下才能演出,估计大约要在年5月间才能上演。
后来,伯尔讲起当时的气氛时说:“[……]自斯雷尔被绑架以来,这里的气氛变得好是非常危险,工人拒绝为我修理坏了的洗澡间热水器;有人恶意地用最粗鄙的话骂我的女秘书;[……]还发起了这样一种挑衅热浪:有一些客人向餐馆老板抗议,责问他为什么招待我们。这发生在我们乡间的邻里之间,我把它称为“被破坏了的邻里友谊”。
为抗议某些人对伯尔的无理攻击和指责,柏林的《每曰镜报》于11月26日,《汉堡晚报》于12月21日海因里希?伯尔60岁生日的那一天,刊登了半版带有大约一千个签名的声明,标题为《教师们向公众呼吁》,以表示他们是和被攻击的知识分子站在一起的。声明写道:“[……]前一段时间的发展,令我们感到忧虑,被基本法保障的思想自由、文学、艺术和科学自由已受到威胁。”
9月以来,科隆市图书馆分馆散发了一份呼吁支持伯尔的签字传单,这传单得到名市民的签名支持。12月16曰科隆市议会和市政府为庆祝海因里希?伯尔60岁生日举行招待会。海因里希?伯尔认为这次招待会是对他支持与团结的特别表示。
退出天主教会
在德国的税收法里有一条例,指定德国所有的宗教信徒的所得税和工资税中的10%应分发给德国教会,人们称这税收为教会税。只要人们在税卡上填上他的宗教信仰:如天主教、新教、回教、佛教或其他的宗教,税务局就有权和有义务将其10%的所得税或工资税分发给与教会。年,有一个教师名叫霍斯特?赫尔曼,他积极地反对德国税务局征收教会税,要求西德政府与立法机构从根本上改革税收法,取消教会税这一名目。由于他提出了这一改革税收的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吊消了他的教学许可。对一个教师来说,取消了教学许可证,等于他失业和丧失了作为公务员的权利与其作为公务员可享受到的福利。为了表示抗议,伯尔和他的夫人安内-玛丽宣布退出天主教会,拒交教会税。
伯尔认为:正因为德国的税收法授权予税务局,使税务局有权决定谁是基督徒教师、基督徒公务员、基督徒医生、基督徒律师、基督徒政治家、和基督徒艺术家等等。伯尔认为教会是没有资格决定谁是基督徒,谁是艺术家的。对与宗教的信仰,是一种许诺,但只有很少人恪守这种许诺。肯定会有人将“基督徒”与他的职业挂钩,在他的自白上将“基督徒”变成了形容词,于是就有了基督徒司机、基督徒药剂师、基督徒的党派。
德国大的党派,如自由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甚至如基督民主联盟和基督社会联盟都与宗教信仰无关,政党纯粹是一种权力机构,但却很会适应这种环境。借教会来谋取权力,而教会则利用政党来榨取社会利益。正因为教会得到政党的支持,用法律固定了教会的利益,使人无力反抗。人们如果拒绝交纳教会税,就是拿自己的前途来开玩笑,没有一个企业会愿意为自己的员工做这种违法的行为。职工应上交的税额,早就由企业从其工资中扣除上交税务局。职工拒交教会税,就得先与顾主对着干。与雇主对抗,就得牺牲自己的职业前途。拒绝交纳教会税的另一方法,就是宣布退出教会,然后到政府有关部门,申请改变税卡的记录,在税卡上消除信仰这一项目,公开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当然这种行为会影响一个人升迁的机会。伯尔承认这一点,他说:人们如果退出教会,我不知道,他们还能否当上政府部门的首长或学校的主任。伯尔认为,对一个小地方的教师来说,如果他或她不属于任何教会,他或她将会遇到很多困难。在德国的基本法中有规定,任何人不应该因为他的宗教或政治的归属受到排斥。伯尔认为这条基本法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层次上,都有不同的实践。
伯尔说:在这个社会里,有时基督徒只是一个工具,他的良知是基督徒的良知还是职业上的良知,社会对他是没有任何的约束的,因为人们并不要求这两种良知有一致性的步伐。作为艺术家,并信仰基督教,只能是基督徒同时是艺术家,而不是“基督艺术家”。伯尔认为只有德国税务局才允许这样称呼所有的纳税者。而纳税人的良知是不是基督教的,是如此隐秘,以致只能在圣经预言中“神的最后审判”那一天,才能真相大白。
伯尔认为教会是一个垄断企业,它和其它企业不同的是:一般企业的投资是要担风险的,即有亏损的危险。而教会则不然,它不仅是免税,而且还可经过税务局向教徒收税。自从将教会的财产转为民间所有以来,已经有多年了。在这多年中,教会不知又累积了多少财富。关于这些财富,没有人可以得知其确切的数字。这个持殊的企业,不受人们的监督,税务局也没权过问。大财团的经理和小计程车的司机都要工作,都在经济的风浪中打滚,唯有教会这个企业,稳坐钓鱼船,不承担任何责任和风险,还可以从纳税人的身上捞得巨利。
作为基督徒的伯尔,他退出教会,是为了抗议教会在这个社会上所享有的特权与滥用其权益,违反了人民的利益。他虽然退出天主教,但他并没有放弃他的信仰。他仍然是一个基督徒。
环保与绿党
年10月西德总理施密特访华,在中南海拜会毛泽东时,毛泽东告诉施密特总理:他的思想受到四个伟大的德国人的影响,他们是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和海克尔。谁是海克尔,在德国普通人的心目中是很陌生的。海克尔(-)是生物学家,他继续发展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他的名著《宇宙之谜》年出版,至年被译成18种文字,而到年已被译成24种文字。他是环保生态学之父。德国六十年代学运领袖杜契克(Dutschke)开始接触环保问题,转变为一个环保运动者,是由于听到海克尔名字而得到启示。
德国的环保运动是由两个地方开始:维尔和布罗克多夫。维尔是在弗莱堡这座德国南部大学城附近的一个小地方。能源工业家计划在那里建立一座新的原子能发电厂,虽然当地居民抗议示威,都无法改变工业家和政府的意愿。在位于北德的布罗克多夫,州政府早在年已批准建立另一座新的原子能发电厂,但是州长在年才公开宣布这一计划。政府隐瞒这一事实,引起了大众的不安。居民纷纷起而组成“市民环保组织”,示威抗议。这两件事在年引起了广泛的环保抗议热潮。年10月布罗克多夫建厂的开工许可证批下并开始动工时,来到布罗克多夫参加反对动工示威的群众达3万5千人。关于这一事件,伯尔发表了文章《布罗克多夫和维尔》。
伯尔开始注意到环保问题,是在年的《爱尔兰日记》中表达了他对自然的喜爱。而最早对环境问题提出批评,可从年伯尔《有关沙哈洛夫备忘录的思考》这篇文章中看到。苏联原子物理学家沙哈洛夫在他的备忘录中向理性提出求救说:工业化和军备竞赛会将这世界的命脉切断。伯尔就沙哈洛夫的担忧,向德国的政治家提出忠告:别让理性姗姗来迟而造成对世界的致命伤害。在年的联邦德国竞选活动中,伯尔再次引用了沙哈洛夫的警告,伯尔说:人类对大地的剥削是目前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所有的政治党派必须面对的现实。
年伯尔在关于环保反原子能示威问题上发表文章《布罗克多夫和维尔》,其中指出,必须彻底清洗有关纳粹主义“血和大地”的概念和意识形态。恢复“大地”概念原有的含义。伯尔认为自年以来,大地的价值都被人忽视,再也没有人去歌颂大地的美丽。也许这是因为如果太多地论及土地问题,就会被人形式地和纳粹的民族主义分子等同,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文化是来自于对大地的垦植。伯尔认为“征服大地”并不代表是对大地进行破坏和嘲弄!大地和成长现在已成为对立的两种价值。成长——大都用于经济上的成长,现在已成为经济上的概念,是物质性的概念,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已远离“生长”这一概念:如人的生长、树木的生长和动物的生长。南美生长的木材、烟草、咖啡、可可、橡胶、棉花、蔗糖和香蕉,而地下埋藏的金、银、铜、铁、锌、铅矿、硫磺和石油的收益,都变成经济上的价值,变成了资本主义成长的基础。这种成长越高,这个富有的南美洲就变得越贫穷,因为他们的大地被剥削了,被挖空了。大地丧失其美的价值,大地再也没有供人们居住的价值了。伯尔问道:这大地到底属于谁的?这大海到底属于谁的?这些利润到底属于谁的?大地不属于任何一个个人、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也不属于自由党、社会民主党或基督民主党,对于大地,共产党人也和其它党派一样,有权利和有义务保护这一片大地。这片大地并不会因为我们拥有发电厂或原子能发电厂而变得更美。
所有党派的政治家都逃避有关原子能发电厂的问题,他们盲目追求的只是利润的获得。这种意识形态,迫使他们走后门,对于大地、空气和水的价值都忽略了,人们的生活、居住与工作的地方被污染和毒化了,没有人来理会。
年10月9日在雷克林豪森召开的有关《在民主社会中我们文化的紧急状态》的会议上,伯尔发表了题为《什么是今日的左派》的演说,在这演说里伯尔赞扬年轻的左派人士反对污染和拯救树木的绿色行动。他将“环保人士”定义为今日的进步分子。他们再不像年纪大的老一辈,被纳粹的“血和大地”的恶梦所困扰,他们为了保护树林而爬到树上,要求工商界别为了他们的一时利益,而将树林砍伐和污染。他们占领老房子,保护这些老的建筑物,以免它们因已不能满足经济效益而被拆除。他们用他们的血来保护大地和人类的文化遗产。
伯尔认为只着重于“经济成长”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做法。他说:“癌细胞也在成长”。伯尔认为德国应当有一个力量,并组成一个党派,提出问题,研究这一种“成长”是否必要?他对绿党寄予无限的希望,希望他能为这一块已被污染的土地做一些事情,别让它受到更严重的污染和破坏。
伯尔认为,不仅人类居住的大自然受到污染,而且人的精神也受到污染。这个社会的“广告”和“宣传”使人不能对事物、价值和市场有一个正确的感受和理解。它们阻碍了人们的正确判断能力。他认为民主社会的文化应当使人对所有的事物都能正确地感应到,使一切都能“透明化”。在这里伯尔还特別地指出,正确地理解某些事物是语言上的一种问题,他指语言上的问题,不是仅仅指不同种族语言上的差异。在同一种语言中,还是有很多不能沟通的地方。伯尔说:“虽然我们都讲德语,但我们讲的不是同一种语言!”他明确指出,因为价值观的不同,而使得大家不能互相理解,互相沟通,并互相敌对。伯尔在这里将环保问题解释成为一个认识上的问题。为了使大家对环保能进一步认识,伯尔从年起就积极投入这一运动。
年2月,北德的一些民间环保组织决定联合在一起,共同参与欧洲议会选举,初步形成了一个绿色的核心。年6月欧洲议会选举,伯尔的朋友,德国著名艺术家约瑟夫?博伊于斯(JosephBeuys)代表新成立的绿党参加欧洲议会竞选,杜契克在大选之前不久才决定参与工作,杜契克为他宣传助选活动,这时杜契克开始由学运分子转入具体的社会工作。在这次竞选中,他吸引了很多左派的选民,为绿党赢得了不少的选票。
绿党这一代表德国知识分子的团体,开始时是由民众环保团体联盟组成的,学运分子起初并没有起很大的作用。自从年毛泽东去世以后,左派逐渐解体。(/年3月亲毛派的德国共产党(KPD)解散,杜契克对他们说:“朋友!您不要顾虑,您可参与绿党工作。”绿党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当时左派的知识分子在学运解体后,经过分化和重新组合成立的一些新的组织,这些新的组织着重环保、人权、妇女工作等实际的社会工作,他们的意识形态很接近伯尔的期望:拒绝功利主义的社会结构,强调工业增长的有限性,要求在质量上改善人的生话,来代替数量上的物质性消费与物质的占有。自从勃兰特下台后,伯尔对社会民主党失去了信心。自绿党成立以来,伯尔的政治信念转向绿党,自此他一直尽力支持这个新的党派,但他却没有加入这个政党。另一个促使伯尔支持绿党的原因是他对和平运动的投入。绿党不仅反对污染,同时也反对战争和核军备竞赛。
2年他为绿党领袖佩特娜?克勒的“为希望斗争”写了前言。3年这本书在雷勒?伯尔的拉穆夫出版社出版。伯尔在文章中为绿党辩护。联邦劳工部长布吕姆攻击绿党说:谁向绿党讨好或送秋波,他就是工人的叛徒。伯尔认为这种指责是错误的,他说:这是一种大大的误解!危险的是失业者对传统的工作岗位产生不切实际的希望,这比绿党所指出的:工作太少,现在不足,比将來还是不足更危险。用另一种形式来说:工作太少,但要做的事太多了。伯尔在这里指出:大企业拿了国家的补助,但他们创造了多少工作岗位或就业机会?伯尔认为议会创立的这些制度,只是有利于企业家,而且不断地改变着,向有利于大企业家的方向改变。这些制度已不是理性的化身,而是理智的丧失,其中最丧失理性的是军备体制。伯尔说:北大西洋公约联盟双重扩充军备决议,生产新的核武器系统,为生产这些武器,政府投入无数的人力和物力,到头来将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些高级和昂贵的玩具拐带的只是死亡与毁灭。一方面是谋杀性地生产武器,另一方面又过剩地生产粮食。对于南美饿死成千上万的儿童和核污染的问题却无人过问。
反对北约扩充军备的和平运动
0年伯尔支持〈克雷费尔德宣言〉,反对北约的年12月12日《有关补充军备的决议》。1年10月10日伯尔为反对北约扩充军备,参加了波恩第一次和平游行示威。伯尔在30万群众前发表演说。在场演讲的还有艾哈德?埃佩勒尔、海因里希?阿尔贝茨和佩特拉?克理。
海因里希?伯尔在集会上说:他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因为在波恩大学校园——以前是王宫花园,曾经给他带来过和平,用他的话来讲:“这一天是我获得解放的日子。”他已经记不清那一天的准确日期了,大约是在年11月;那一天是下雨还是大晴天,他也记不起了;但他却清楚地记得,战后和平的第一天,他穿着他的魏玛制服,一件匈牙利式带有漂亮花边的军官大衣和一双美式军用靴子;而且他也清楚地记得,那时他就站在这里,站在他今天站的地方,波恩大学主楼的出口处。王宫花园的草坪以前曾经是英国战俘营,四周围着铁丝网,在北角上,今天安装了瓦的麦克风和演讲台的地方,就是战俘营的出口。对海因里希?伯尔来说就是在这里一战争结束了。
这一天他显得非常苍老,0年底动手术,年初他刚恢复健康。这老年人身体还是很弱,但却像站在拥挤得水泄不通的王宫花园草坪上准备听他演讲的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一样,长时间地忍受着,就是在游行将结束时,那濛濛细雨和慢慢变冷的天气也没能将他们驱散。终于轮到海因里希?伯尔讲结束语。他有一个准备好的讲稿在他的大衣兜里。在讲稿里大约有这样的句子:“如果再来一次战争,那么德国本土将再变成战场而统起来——是作为战场,而不是到国外战场上去。”但这时他没有读他准备好的讲稿,他把讲稿放在兜里,事后他解释说:“我不想使人们听得无聊。”他认为在很多演说中已有人讲得很好,所以最后他只作了一个总结。对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讲话中提到的“朦胧形象”,伯尔认为这是针对这些示威的群众、这些和平的支持者、这些不可能与联邦总理一起共事扩军的人们。伯尔反驳说:“我们已经体验到,最高的朦胧形象是怎样赢得了最高的国家职位”。接着他又说:“我有点倾向,把我自己宣布为一个朦胧形象。”如今在类似的活动中,这些朦胧形象都获得成功,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左右与破坏文化、艺术或公共财产,或借故诽谤与破坏和平集会,现在他们到哪里去了?
这次示威游行是联邦共和国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根据警方的估计,参加的人数有25万,但游行示威组织者提供的数据是30万人,只存在着少数捣乱的人。有多少警察被调来保护城市,波恩警察局不愿提供消息。这些警察是从整个北莱茵州调来的,但是其中大多数警察隐蔽了起来。节日的气氛越来越高,当游行队伍停下来时,人们就当街跳舞、唱歌、奏乐,时不时地也讨论反对核武器战争。
波恩王宫花园草坪的大小,根据上一年的经验仅有11万位置。但是这次和平示威的组织者得到消息,大约有两倍以上的人会来参加这个活动。王宫花园草坪太小,所以预先把在波恩大学和坡盆斯道夫宫殿之间的美丽的林荫大道作为备用营。但是即便加上这条大街的位置也不够,星期六清早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太多了。
这时活动组织者自己也遇到了困难,无法准时在讲台上出现。大学管理委员会不愿借一间教室出来,所以13位发言人被带到一个位于波恩集市的旅馆里等待发言。海因里希?阿伯兹,这位前柏林市长评论关于波恩大学的这个决定时,嘲讽地说:“又一次在这个大学没有位置给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海因里希?伯尔。”他让他的听众由此又联想到,当年波恩大学同样拒绝授予另外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托马斯?曼荣誉博士。
当额普勒和其他演讲者在大会之后参加记者招待会时,海因里希?伯尔疲倦地坐在波恩市政厅的一间小屋里。他不愿参加记者招待会。他把他的手稿放在衣袋里,告诉年轻人是什么使他这么感动:这么多人为了和平聚集在这里,聚集在年11月某日战争结束的地方,对他来说,这是他参加过的那场战争结束的地方。
3年9月1日安内-玛丽、海因里希?伯尔、绿党的联邦议员彼特拉?克利和、老将军格尔特?巴斯蒂安和女作家菲尔玛?施图姆一起参加要求封锁在南德的一个美军基地库房的示威。伯尔虽然当时的健康情况不佳,但他还是参加了这次由9月1日到2日于穆特朗根举行的反对进驻佩兴二号导弹的和平示威。
伯尔后期的著作与其它活动
年后,伯尔用在写作上的时间比较少,很多时间用在办报上。他和君特?格拉斯、卡罗拉?斯特恩出版了L76这一刊物。他们想利用这刊物宣传他们的民主和自由的社会主义。
比尔曼(WolfBiermann)在科隆举行音乐会,批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被东德政府开除国籍,伯尔因为支持比尔曼而受到东德政府的指责,同时被东德报刊《世界舞台》嘲笑为:“持不同政见浪人的招待所所长。”
伯尔不仅支持在东方受到排斥的艺术家,同时对在西德被迫害的人士也尽力帮忙。格尔林集团(Gerling)在科隆地方法院控告作家瓦尔拉夫(GünterWallraf)化装为递送员在该公司工作,来探取公司有关资料,并予以公开发表。当伯尔被法庭要求为这案件写一份意见鉴定书)时,伯尔的鉴定书支持作家瓦尔拉夫的立场,他说:“如果将这种做法刑事化(即以犯法来处理定罪),则今后剥夺了文学的自由,肯定地说也就是剥夺当代德国文学的巨大可能性。”最后法庭判瓦尔拉夫无罪。
年,伯尔出版文集:《希望参与,给时代的文章与演说》。5月,电影片(和一个女人的合影)公开首次放映。最著名的德国女明星罗密?施奈德演这部影片的主角莱尼。_年,科隆基彭豪尔威奇出版社出版了伯尔著作集共10册,收集了伯尔绝大部分著作。年,伯尔写成《秋天里的德国》这一部叙事影片,由导演福尔克尔?施勒多夫拍导。在这部影片中他讽刺了传媒的作风态度。
年,伯尔出版了小说《保护网下》。年9月21日科隆中央图书馆开馆时,伯尔将其档案长期借给科隆市使用。在雷勒?伯尔主持的拉姆夫出版社出版了《你过频地去海德堡—和其它的小说》。伯尔拒绝接受德国总统谢尔授予的联邦贡献勋章——正如君特?格拉斯和西格弗里德?论茨拒绝接受这—荣誉一样。12月,伯尔到厄瓜多尔去旅游。由于右腿急性血管炎必须在基托动手术,0年在乘机回国后,伯尔得重新动手术。医院探望他。
0年伯尔支持{克雷费尔德宣言},反对北约的年12月12日《有关补充军备的决议》。1年在拉姆夫出版社出版第一部篇幅比较大的自传:年轻人应何去何从?一或某些有关书本的事},记载有关—学年的随笔集。
2年〈布雷地带———1年的演说与文章〉在科隆基彭豪尔威奇出版社出版。在拉姆夫出版社出版了《遗嘱》一书,它是伯尔在战后写的尚未发表过的作品。在国际作家大会《82国际文学》上,伯尔发表演说:《民族敌人的形象》。伯尔放弃科隆胡尔克拉特尔街的住宅,搬到科隆近郊的马尔特恩。2年,次子赖蒙德因癌症去世。同年,在伯尔65岁生日这一天,他获选为科隆荣誉公民。3年又荣获北莱茵州教授头衔。
3年,伯尔于—年间写的、尚未发表的短篇小说由拉姆夫出版社以标题《伤害》出版。年由科隆基彭豪尔威奇出版社出版了伯尔的《抗议与安慰》,收集1—3年的演说与文章于一书。拉姆夫出版社出版了由伯尔撰写的一本有关当时德意志联邦政府发言人彼得?波尔里斯经历的书,题名为《图片、波恩、波尔里斯》。年,科隆市中央图书馆收购伯尔全部手稿与书信等文学著作。5年在伯尔去世不久出版《流水景色前的女人》这部长篇小说。6年,《悲伤的能力,3-5讲演与随笔,由拉姆夫出版社出版。年写的中篇小说《沉默的天使》,于年由基彭豪尔威奇出版社出版。年将出版《伯尔全集》25册,主编为原乌珀塔尔大学贝尔曼教授。
黄凤祝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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